作者總結說，“知識分子唯書不唯實，官員唯上不唯下，農民善分不善合，是當前中國的‘國病’”，這話何其簡練精當。竊以為，全書的基本問題和主要觀點，都在有意無意地圍繞這句話展開，最后又落到這句話上來。
農民善分不善合，是農村生產方式最終又回到家庭責任承包制下小農經濟形態(tài)上來、生產力得以解放的主觀原因，也造就了集體企業(yè)成功率低、農業(yè)人口始終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客觀現實。作者在書中把農民的這種心態(tài)，歸因于傳統(tǒng)的村落文化，千百年來農人以宗族家族為紐帶生活繁衍，缺乏個體之間的契約精神，故而可同患難不可共富貴，善分而不善合。我覺得另一個原因也不能忽視，就是中國農村長久以來的貧窮，造成了農民多顧眼前而無暇考慮長遠，合有所成就必須分在手里才有安全感。
農民的生存環(huán)境和方式則被作者用“上下內外”四個交換關系來概括：向下與土地進行交換，用勞動來交換產出；向上與政府進行交換，用稅費來交換公共產品服務；向內與血緣和地域織就的網絡交換，即與親朋好友各種人情的交換和交易；向外與市場進行交換，將勞動所得在市場上變現。在這四組關系中，向下的與土地交換僅供溫飽略有結余，與人情網絡交換有進有出無利可圖，在向上和向外的交換中，面對政府和市場，農民又都是弱勢的。
在善分不善合的傳統(tǒng)心態(tài)和四組交換關系中農民的地位，這二者的共同支配下，注定了農民沒有可能通過單打獨斗取得整體的突圍。所以農民必須在外來力量的引導和組織下進行整合，繼而在市場的摸爬滾打中逐漸培育出協(xié)作的精神，以及喚醒維護自身經濟政治權利的覺悟。這才是作者所理解和期盼的農村的真正的現代化。
官員唯上不唯下，表面看是作風問題，但實際上是制度問題或者政治問題。官員的任免升遷，由上級所決定，被治理者的農民并無發(fā)言權，只有在官員苛政令農民無法忍耐，激起民憤并且造成群體性事件的時候，才會被上級罷免以安撫民眾。官員唯上不唯下的作風，以及基層事權不匹配的情況，造成了農民負擔不斷加大，和官民關系的緊張和對立，加大了官員施政的困難，甚至對政權安全形成了威脅。而民眾的監(jiān)督對于官員的操守乃至政府的運作，應該發(fā)揮多大的效力，某種程度上是政治改革的范疇，如何把握這個度，也的確考驗執(zhí)政黨的政治智慧。
知識分子唯書不唯實，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客觀的限制。改革開放后知識界的理論多從西方而來，理論和現實脫節(jié)，知識分子多困坐書齋，只好照本宣科；從現實出發(fā)，身體力行做田野調研，獲取第一手資料，一是費時費力，二是各地自成一體對外來者有戒懼和隱瞞，很難獲取真實信息。所以作者反復在書中分享如何“入場”和取信被調查者的經驗，非常實用，很有借鑒意義。
從當前農村的情況來看，農村破碎化、農民善分不善合的情況沒有根本的改變，即便是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村人均可耕種土地面積大為提高的前提下，農村集約化規(guī)�；洜I也還是遙遙無期；官員唯上不唯下的心態(tài)也依舊，但在取消計劃生育和基層財政狀況好轉、農民負擔減輕的情況下，官民對立的形勢似有好轉，但農村的治理體系與二十年前并無太大區(qū)別。對于農村向何處去，二十年前的作者并沒有確切的答案，二十年后的今天，也暫時看不清楚，我們大多時候能做的，就是學會更好地“由內而外、由下到上”去審視農村的現狀，結合歷史、展望未來，群策群力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農村發(fā)展之路，或許這就是《黃河邊的中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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