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包含了令后人咀嚼不盡的文學與文化資源。其中，站在文學研究的立場，從文藝生態(tài)學和文化心理學視角審視這一時期遺民詩人群體的心路歷程和創(chuàng)作心態(tài)，將對這一詩群獲得嶄新的認識。三百多年過去了，當我們捧讀他們的詩歌作品，考察其心路歷程，體味其身處"天塌地陷"時代的特殊心境，使得我們對于三百多年前的這一特殊群體充滿了無限悲憫和敬意。
清初遺民詩人的心路歷程和心態(tài)呈現(xiàn)，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取向，即恥事新朝、志在恢復的烈士心態(tài)，懷念故國、悲歌當哭的孤臣心態(tài)，壯心消退、放逐行跡的隱士心態(tài)和牽念故鄉(xiāng)、心屬故地的游子心態(tài)，這數(shù)種心態(tài)皆與明清易代的巨變緊密聯(lián)系。
恥事新朝、志在恢復的烈士心態(tài)
明清易代之時，面對異常激烈的民族和階級矛盾，士人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在此情形之下，腆顏事敵、投降變節(jié)者有之，玉石俱焚、殺身成仁者亦有之。易代之后，部分士人雖生活在新朝，卻恥為新朝所用，其人其節(jié)與殺身成仁者同。像顧炎武、閻爾梅、方以智、屈大均、王夫之、冒襄等人，鼎革之際都曾參加過實際的抗清斗爭。當清王朝統(tǒng)治逐步穩(wěn)定后，他們堅決不仕新朝，且時時系念故國，表現(xiàn)出凜然氣節(jié)。我們以冒襄為例，略加說明。作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在明清之際政壇、文壇均有著深廣的影響。他是崇禎朝重臣冒起宗的大公子，明亡后，冒起宗"自以世臣喬木，不獲攀髯上升，惟祝宗祈死。家居十年，足跡不出，所著《經(jīng)質(zhì)》二卷、《史拈》三卷，蓋皆暮年排日消遣之作，實則胸中五岳至不平也"（冒廣生《家乘舊聞》）。冒起宗義不降清，給冒襄帶來了深遠影響。清兵南下時，他在揚州參加了抗清斗爭，失敗后又避難浙江鹽官，一百多天中"皆展轉(zhuǎn)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shù)徙，饑寒風雨，苦不具述"（冒襄《影梅庵憶語》）。間關(guān)歸家鄉(xiāng)如皋后，又與錢謙益等隔江南北呼應(yīng)，支持海上張煌言、鄭成功的復明運動（事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在這一切均遭挫折后，他堅拒清廷征召，隱居水繪園，過著清貧而自由的生活。徐倬《贈冒辟疆征君序》說他"時時賦詩……大都不合時宜，方寸之間，隱然有不平之氣"。冒襄詩如"沐浴四朝懷古日，崎嶇異國剩殘身"（《步韻壽友人八首》其二）、"羈棲憔悴不堪問，遙憶家園隔萬軍"（《思鄉(xiāng)》），都是此種亂后心態(tài)的流露。另外，如湖南遺民郭都賢在明亡之后，也曾一再痛恨自己茍且偷生，有"國難幾回慚后死"（《被命五首》其一）之句，并說"到底一溝能割楚，從來三戶足亡秦"（《被命五首》其三），復國壯心溢于言表。
懷念故國、悲歌當哭的孤臣心態(tài)
中國傳統(tǒng)士人對于自身進退出處非�？粗�，認為它是事關(guān)品行名聲的大節(jié)，不可稍有差池。明清之際的易代之禍，尤其又是外族入主中原，使素重"夷夏之辨"的士人們認為是亙古未有之"大變"，在此等"大變"面前，何去何從，不單事關(guān)政治立場的去取，更是人倫道德的抉擇。事實證明，一些士人在此問題上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如錢謙益、吳偉業(yè)、龔鼎孳、李雯等。但更多的士人選擇了堅守，他們堅定地繼承了中國幾千年來士人最可貴的道德操守，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這在清初遺民的躬身實踐及詩歌創(chuàng)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現(xiàn)。他們堅定地認同已經(jīng)不復存在的故國文物。故國既已不復存在，恢復的希望也極為渺茫，然而人格的堅守還在繼續(xù)。故國之思是經(jīng)歷了明清易代巨變的士人們的普遍心態(tài)，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郭都賢、陶汝鼐、黃周星等都具有代表性。如郭都賢充溢于詩中的情思，多為愴懷故國之感。詩人在《寒霜十感》"詩序"中曾說："國難在疚，目裂魂消，自夏徂秋，奄奄如泉下人，不復向筆墨作生活矣。復感寒霜，悲歌當哭，言之長也。"詩人"悲歌當哭"，故國情思充溢于大量詩作中，令人不忍卒讀。
故國情深，歷久不移，苦吟詩人吳嘉紀或許更為著名。《陋軒詩》中表達身處亂世的漂泊流離之感、家國興亡之感，乃至故國舊君之思的作品，盡管由于清初政治形勢之險惡、文網(wǎng)之酷密，大多已被刪去，但透過這些留存至今且經(jīng)過改動的為數(shù)不多的詩句，我們依然可以強烈感受到這批遺民詩人縈繞心中的故國舊君之思�！哆^史公墓》《拜曾襄愍公墓》《謁岳武穆祠》《玉鉤斜》《登清涼臺》《泊船觀音門十首》等，均為哀時傷亂之作，以悲愴感懷的筆調(diào)，悼念故國。另外，如《一錢行，贈林茂之》亦借物興嘆，一表友人心系故國的苦衷。詩中"林茂之"即林古度，亦為清初遺民，雖年事已高，貧病漂泊，但一枚萬歷錢卻隨身攜帶五十年，故國情深，揮之不去。
壯心消退、放逐行跡的隱士心態(tài)
清初遺民詩人大多走過了這樣的歷程：鼎革之際多參加抗清軍事斗爭，及至新朝政權(quán)穩(wěn)定之后，恢復日漸無望，懷念故國，踟躕無聊，壯心消退，轉(zhuǎn)歸隱逸。因此，這一群體成員中彌漫著的濃厚隱逸情調(diào)，乃是最為突出、普遍的心態(tài)表現(xiàn)。山左遺民詩人徐夜具有典型性。
徐夜的家庭與當時許多遺民一樣，都屬世家大族，而這樣的家族在明清之際被創(chuàng)尤劇。早在明朝亡國之前的"壬午之變"中，徐夜的伯父、叔兄、叔嫂及子侄多人被殺，他的母親也被逼投井自盡。時徐夜29歲，從此即棄諸生。不二年，明朝滅亡，國仇家恨集于一身，徐夜便立誓隱居，做故明的遺民。山河易主，徐夜歸隱，但隱居實非徐氏所情愿。其《秋末雜感》有句云："出不成名居不隱，閑將心力數(shù)歸鴉。"不得已而歸隱的無可奈何的心曲表露無遺。這大概只是剛剛歸隱時的心靈波動，隱居時間久了，壯心也漸漸銷蝕殆盡。徐夜贈顧炎武詩最能表達其隱逸心態(tài)："故國千年恨，他鄉(xiāng)九日心。山陵余涕淚，風雨罷登臨。異縣傳書遠，經(jīng)時怨別深。陶潛籬下意，誰復繼高吟？"（《九日得顧寧人書約游黃山》）心藏國破家亡的大恨，卻只能追步采菊籬下之陶淵明，隱痛、不甘和無可奈何隱含其中。
隱士心態(tài)是清初遺民詩人中最為普遍的心態(tài)表現(xiàn)，張光啟、徐振芳、王弘撰、趙士?、董樵、王夫之、孫枝蔚等人詩中也時時有所流露。
牽念故鄉(xiāng)、心屬故地的游子心態(tài)
明清之際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戰(zhàn)亂，造成了社會的空前大動蕩，包括明遺民在內(nèi)的廣大民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離失所。因此，滲透在遺民詩歌創(chuàng)作中濃厚的牽念故鄉(xiāng)、故土的心態(tài)有其必然性。游子心態(tài)在旅居江南的秦地遺民詩人孫枝蔚身上體現(xiàn)最為充分。
作為寄居他鄉(xiāng)的客子，孫枝蔚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洋溢著濃厚的思鄉(xiāng)之情。孫枝蔚居揚州，筑室曰"溉堂"，取《詩經(jīng)?檜風》"誰能烹魚，溉之釜?"，即寓居不忘故鄉(xiāng)、常懷西歸之意。陳維崧《溉堂前集序》云："今年孫子年四十余……而身之為客也。然猶時時為秦聲，其思鄉(xiāng)土而懷宗國，若盲者不忘視，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勢不可耳。"尤侗《溉堂詞序》也道："蓋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亂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風起，遠望故鄉(xiāng)，思與呼鷹屠狗者游。"溉堂雖居揚州，但時時操秦聲，對故土一刻也不忘懷。他曾一再寫道，"我本西京民，遭亂失所依"（《溉堂詩》），"我家渭河北，飄然江海東。偶逢舊鄉(xiāng)里，握手涕淚同"（《贈邢補庵》）。清代初年，寓居江南的秦地詩人僅據(jù)溉堂《張戒庵詩集序》可知，即有張晉、李楷、張恂、雷士俊、韓詩、東云雛等數(shù)人，另外還有此文未提到的王弘撰、杜恒燦、張謙等。這些秦地文人，盡管不全是遺民，但溉堂的思鄉(xiāng)曲，實際上唱出了清初流寓江南的秦地文士的普遍心聲。
清初遺民詩人的諸種心態(tài)，是一種群體的流露和展示。就具體詩人而言，或側(cè)重呈現(xiàn)某一心態(tài)，或同時雜糅展現(xiàn)多種復雜心態(tài)。同時，遺民詩人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表現(xiàn)又有著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不是孤立存在的。當然，作為明清易代之際的特殊群體，清初遺民詩人有著極其復雜的心路歷程，呈現(xiàn)出多種多樣、復雜莫名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絕非上述四種心態(tài)所能囊括。
（作者：張兵，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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