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由亞當·斯密于1767年開始著作，歷時6年，終于完成《國富論》第一稿。之后3年，又進行重新修訂，于1776年正式出版該著作。十年磨一劍，《國富論》在經濟思想史上構建了第一個適應現(xiàn)代市場經濟關系的經濟學體系，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圣經”。在經濟危機波及全球的當下，反思經濟危機爆發(fā)的來龍去脈，很多人開始從傳統(tǒng)經濟學著作中找尋蛛絲馬跡。可見《國富論》等經典著作對現(xiàn)代經濟建設的指導意義非同一般，對引導人們走出經濟危機大有裨益，這也正是經典的永恒魅力。
《國富論》一書分別由：論勞動分工及分配，論財富的性質、積累和使用，論各國財富增長的方式，論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論國家的財政這五大部分組成。
在“第一章：論勞動分工及分配”中，亞當·斯密從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著手，經過深入研究后他認為勞動分工能使生產力得以成倍提高，而且首次提出了“勞動分工”這一重要概念。同時，勞動分工也促使勞動生產專業(yè)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打破，勞動產品的交換迫在眉睫，而交換所需的媒介——貨幣也是呼之欲出。產品的最終歸宿為：勞動資本、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三項。 在“第二章：論財富的性質、積累和使用”中，亞當·斯密開創(chuàng)性地把資產細分為用于消費的資產(維持日常生活的產品)、固定資
本(機器和設備)和流動資本(食料、材料、成品和貨幣)，這樣深刻透徹的見解史無前例。另外，亞當·斯密還劃分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剖析了人們的借貸行為，分析了資本運用方法的不同對生產性勞動產生推動作用的差異。
在“第三章：論各國財富增長方式”中，亞當·斯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給歐洲各國帶來的社會結構上的巨大變革出發(fā)，研究其財富增長方式的變化。主要有以下三個觀點：第一，生活的基本需要刺激農業(yè)的產生和發(fā)展，農村的興起推動城市的進步，最終加速國家財富的增長;第二，地主兼并農民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不利于改良，更不利于生產方式的改革，阻礙了社會的發(fā)展(地主不愿意改革，以致失去自己的權利、地位和財富);第三，都工商業(yè)的增加與富裕，對農村的改良與發(fā)展有三大貢獻——首先，為農村的土地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利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土地的開發(fā)與進一步改進。其次，城市資本轉入農村，為土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最后，還有一點往往不為世人所注意，卻是最重要的：農村居民一向與鄰人爭斗，對雇主依附。工商業(yè)的發(fā)達，逐漸使他們獲得秩序、組織、個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第四章：論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中，亞當·斯密總結了不同時代產生的兩種不同的關于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體系：其一，為重商主義，是18世紀在歐洲盛行的一種經濟政治體制。重商主義者認為一國的國力基于通過貿易的順差——即出口額大于
進口額——所獲得的財富，相應的重商主義政策下兩大主富國裕民的途徑就是限制進口(關稅壁壘)和鼓勵出口(出口退稅)。而亞當·斯密卻在本書中抨擊了重商主義，他更提倡自由貿易和開明的經濟政策。其二，為重農主義，重農主義由十八世紀50～70年代的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學派(重農主義學派)提出。重農主義者以自然秩序為最高信條，視農業(yè)為財富的唯一來源和社會一切收入的基礎，認為保障財產權利和個人經濟自由是社會繁榮的必要因素。同樣，重農主義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也不為亞當·斯密所倡導。
財政問題可謂是國之重中之重，也是一個很繁瑣的難題。為此，亞當·斯密在“第五章：論國家的財政”中對于財政難題提出了自己的構想。首先，他確定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原則，把政府的職能界定為：抵御外敵入侵、維持社會秩序和建設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國民;同時，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征稅原則：公平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經濟原則。
《國富論》共五篇內容，其中第一、二篇為基本經濟理論(增加國民財富的兩條途徑)，第三篇為經濟史(佐證兩條途徑)，第四篇為經濟思想史(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第五篇為財政專題(一個保障——經濟自由主義)，總的概括為：兩條途徑和一個保障�！秶徽摗分髦际歉粐Ｃ瘢黾迂敻恢饕小皟蓷l途徑和一個保障”：一是靠分工和交換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靠資本積累和資本合理運用來提高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的比例;在
實現(xiàn)這兩條途徑的過程中，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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