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這本書，是(英)作家迪克·威爾遜著，薩夏、海林、李維國、竺際春等譯的。全書共分序言、正文、講述、尾聲、總結后記等四部份，其中《周恩來傳》主要是通過不同的年代分兩個時期講述了周恩來崇高偉大平凡的一生。讓我看到一個真實的周恩來。并不像政治宣傳的那樣，是個從小就志向遠大，意志堅定，通曉四國語言的完美圣人。他首先是一個普通人，也有過年輕氣盛，有過彷徨迷茫，年輕時候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員，但是最后卻走向政治，突然明白很少有人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即使他最后獲得巨大的成功。他有堅持更有妥協(xié)，即使也有種種的不滿，但更懂得如何隱忍，如何韜光養(yǎng)晦。當現實背離理想的時候，不是一味的抱怨和沮喪，而是盡全力向好的一面努力。

　　通過讀《周恩來傳》這部書，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對周恩來總理的敬仰。周恩來偉大而又高尚的人格，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形成的。偉大的時代風云造就了周恩來的精神品格。周恩來偉大的人格精神又影響、推動了一個時代的前進。

　　一、立大志,把個人理想和國家人民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起來,把“為中華崛起”的崇高志向當作終生不渝的追求目標。這是周恩來人格精神的堅實基礎。

　　周恩來青少年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黑暗混亂的時期,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少年周恩來深切地感到,廣大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著強烈社會使命感和遠大志向的周恩來,曾在作文《奉天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中明確提出學習應以肩負“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為目的,開始把個人前途和國家民族命運聯(lián)系起來了。當校長問大家“讀書為了什么”時,周恩來莊重的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 周恩來一生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為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斗爭的偉大事業(yè)中,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這啟示我們,一個有為的青年,只有樹立革命大志,確定好人生的坐標,才能堅韌不拔,奮發(fā)前進,肩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他的生活才真正有意義,他的青春才能放射出絢麗的光彩。

　　我作為一名學生，首先就是要立志，只有有了堅定的目標，才會有堅定的行為。確定好人生的坐標，分發(fā)前進，我想這樣才會活的才有意義。

　　二、一生只講奉獻,從不索取,把個人有限的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去,是周恩來人格精神的核心。

　　周恩來是實踐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典范,也是他人格精神的核心。表現在他時刻關心群眾生活,體察人民疾苦,終生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上。周恩來作為共和國的“大管家”,人民的忠實公仆,與人民息息相通,血肉相聯(lián)。他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憂人民之所憂,喜人民之所喜。把人民的疾苦時刻放在心上,把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盡管為了國家大事日理萬機、晝夜操勞,仍經常深入農村、工廠、學校、部隊,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戰(zhàn)士促膝交談。仔細了解他們的疾苦,詢問他們的要求,傾聽他們的呼聲,征求他們的意見。并及時把群眾的意愿化為黨的方針政策,扎扎實實地為人民謀利益。

　　三、淡泊名利

　　從少年和青年時代起，周恩來就十分看不起那些雖不乏才干和作為，但卻內懷邀名請功之心的愛出風頭之徒。周恩來認為，“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則所成之事業(yè)，當不至限于一隅，私于個人矣”。他心中的“名”，是清正、神圣的名譽。在他看來，若汲汲于名，猶孜孜牟利，靠虛聲盜世、眩世眩目來獲取名位，即便有了某種功業(yè)，也實在是道德的罪人、名譽的罪人。處理兩者的關鍵，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古往今來，大凡有大作為的人，最難協(xié)調的事情之一，恐怕就是偉大的事業(yè)與個人功名利益的關系。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失了足，跌過跟頭。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那些曾和周恩來一道并肩戰(zhàn)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張國燾、高崗、林彪。周恩來則不然。他的大志，就是“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從而確立了共產主義人生觀。對此，他沒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復，幾十年如一日地為黨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完全拋棄了個人名位和私利。從投身共產主義運動那一天起，他就說：“我認定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1250年后的1973年，周恩來說：“我年紀大了，但我還是要為黨鞠躬盡瘁的;我們是立黨為公，不是立黨為私”。13年來他就是這樣自覺地進行黨性修養(yǎng)，用黨性鑄成自己的血肉，把黨的宗旨化為自己的靈魂。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yōu)秀品格，生動地再現了黨魂，展現了他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價值觀的魅力。

　　淡泊名利對于每個人來說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可以想象如果連學生都追逐名利，那么就失去了進入大學的意義，最重要的是要看清楚這些東西，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周總理在這方面也為我們做出了表率。

　　四、團結同志，廣交朋友，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一起做好工作。

　　周總理不像有的人那樣，一當了領導，就高高在上，官氣凌人，甚至把自己凌駕于集體之上，搞家長制、一言堂，而是寬厚真誠，平等待人，廣泛團結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虛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努力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例如他在重慶工作期間，就團結了大批的民主人士，擴大了革命的陣營，為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招攬了大批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絕大多數領導干部被作為“走資派”打倒，數不清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被作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很多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殺。對于這種極端惡劣的形勢，周恩來雖然無力挽回，但他還是冒著極大的壓力和風險，極力地保護各級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例如在他1968年8月30日提出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中，就明確指出保護的對象包括宋慶齡等13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以及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部長、副部長、政副、國副、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兩高等。僅這個名單，就保護了大批的高級領導人和民主人士。不在這個名單中的人，他也設法保護了很多，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留下了一批極為寶貴的人才。因此，很多人直到周恩來逝世多年以后，仍然對他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政府的領導人中，他的朋友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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