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顯著標志是城市中心和商業(yè)活動的快速發(fā)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勞動力供給極為充足，高度專業(yè)化的分工開始出現(xiàn)。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已開始了現(xiàn)代化進程，但蒙古人的入侵阻斷了這一過程。
作者在書中對杭州城內貪圖享樂的奢靡之風和統(tǒng)治階層的不負責任頗有微詞，但他并不認為這是南宋陷落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中國崩潰的真正原因和道德腐化無關，而是經濟和社會的問題。13世紀中國南方的安定繁榮不過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國庫連年空虛、農村貧困而不滿，統(tǒng)治階級內部黨爭不休??這座大廈已經十分脆弱，只要蠻族用力一推，就會轟然倒塌。
雖然作者將南宋人的日常生活置于蒙元入侵的幕布下，但并未聚焦于“南宋為何會陷落”這一命題，而是對該時期杭州城的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繪，從城市和社會的特點，到南宋人的衣食住行乃至四時節(jié)令均有涉及，大量引用了《夢梁錄》、《東京夢華錄》等文人筆記中的記載。由于內容龐雜，本篇讀書筆記主要關注與城市和社會經濟特點相關的內容。
一、13世紀的杭州
12-13世紀，杭州城的人口飛速上漲。12世紀初，當朝廷剛剛遷都杭州時，杭州城的人口在二十幾萬左右，與當時其他的省城相似，但隨后而來的北方移民人數(shù)持續(xù)增長，到1275年居住人口已超過百萬，而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也只有數(shù)萬居民。
持續(xù)增加的人口使得城市變得擁擠。從13世紀中葉開始，城區(qū)已經布滿建筑物，街面和巷道互相接通，而在此前的絕大多數(shù)城市中，建筑物總是稀稀落落，城內有不少果園、花園甚至荒地。杭州城內房屋緊缺，由此出現(xiàn)了多層建筑，在3-5層之間，居住者為城中貧民。政府亦有公房出租，由國家設立的“樓店務”管理。
與唐朝相比，宋代的城市空間更為開放。在唐代首都長安，房屋多是封閉式的，除了少數(shù)商業(yè)街區(qū)，圍墻環(huán)繞著大多數(shù)街區(qū)。而在南宋的杭州，至少貧民區(qū)的房子都徑直面向街道，除非兩座房屋間有一個院落，店鋪、飯館和小作坊都設在一樓，這種迎大街開屋門的房子，是中國南方的典型樣式。
那么，在13世紀，一個上百萬人口的城市的日常供給如何保障？在杭州城中，有與御街相仿的大街橫貫東西，還有流經杭州的多條運河保證交通運輸。杭州城內的主要道路多由石板鋪就，雖干凈整潔，但不便于車輪行走，因此對居民而言，不論是在城中還是去附近城鎮(zhèn)，乘舟出行都更為方便。
不管是水網還是路網，主要干道上少有交通擁堵發(fā)生，各色日用品的供應并不困難。杭州有俗語云“東菜、西水，南木、北米”，在東郊有很多菜園，也有菜蔬市場，城內居民的水源是西湖，柴薪由船只從長江下游載來，稻米則是從杭州以北、長江以南的平原地區(qū)沿運河送來。以稻米的供應為例，每日有數(shù)以千噸的稻米運抵杭州。除了來自江浙地區(qū)和淮河流域的稻米，還有廣東地區(qū)的稻米經由海路運來。糧船在北郊的米市橋和黑橋卸下大米，從這里分售給城中無數(shù)的米鋪和飯鋪。
居民主要的食物是大米、豬肉和咸魚，這些商品的種類均十分豐富。此外，城中還有15個以上專營各種貨物的大市場，如蟹市、布市、花市、橄欖市、橘子市、梨子市、珠寶市、藥市和書市。杭州城內的商品琳瑯滿目，可以發(fā)現(xiàn)在中國其他城市根本找不到的東西。
在城市繁華的對面，是農村的日漸凋敝。作者指出，東南諸路各城市的興盛是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的。城市的消費量大于其產出，而許多富裕的城里人的全部財產都來自他們在杭州以北廣大田產上的收益。私人田租和國家地租、日用消費品的交易稅、國家在某些地區(qū)強制實行的鹽業(yè)專賣制度??凡此種種，無論是直接稅還是間接稅，都使農村每況愈下，農村人口不斷減少，人們都擁向城市。
農村人口長期生活困苦，但農村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及種種嚴厲的鎮(zhèn)壓措施，讓農村社會得以長治久安。謝和耐先生認為，農村地區(qū)的社會生活仍然千差萬別，在中下等的自耕農、國家田產的管理者、私人土地的經營者、佃農和長工的生活水平之間，也必然有客觀的差距，但由于描繪農村生活的資料匱乏，作者只簡單描繪了鹽工、小自耕農、佃農和長工的生活狀態(tài)：這些人在饑餓線上掙扎且無力逃脫，處在半奴隸狀態(tài)。
為了防止民變，各村和各家都有連坐關系，有時候被組織成保甲，一旦有人起事，就會面臨當局殘酷的鎮(zhèn)壓。這里，作者的觀察很敏銳，他指出，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中，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長治久安，不能產生騷亂??如果一個縣官的管轄地區(qū)出現(xiàn)騷亂，不論起因如何，就會被譴責為一個壞官，頂頭上司的仕途也會有很大風險。事實上，直到今天，這樣的治理思路仍然存在。
二、政府與城市生活
謝和耐認為，城市的輝煌離不開背后行政組織的支撐。以杭州為例，官署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讓這座城市變得更為宜居，包括維護城市的飲用水源、修繕橋路、疏浚河道、美化西湖景觀等等。由于杭州城內有許多河道，為了保障行人安全，政府沿河加裝了欄桿。每年最熱的七、八月之前，杭州城都會進行一次高標準的大清掃，將垃圾用船運到農村的荒地上處理，以防滋生瘟疫。每逢新年，地方官署也會徹底清理街道和運河。
在人口和建筑如此密集的城市，消防成了頭等大事。在當時的杭州城，有一套反應迅速的消防系統(tǒng)。在人口稠密的地區(qū)，望火樓隨處可見，如果看到煙火升騰，樓上的哨兵就會發(fā)出警報，報告火災發(fā)生的位置。負責街頭治安的士兵也要警惕火災，他們以4-5人為一單位（一鋪），而每隔200余步就會設一鋪。為了防火，城市被分為14個區(qū)，備有消防士卒2000人，城外分為8個區(qū)，備有消防士卒1200人，這些士兵配有專門的消防工具。除此之外，一旦發(fā)生火災，杭州城內所有的駐軍都會被動員起來。
政府亦有惠民措施和公立的慈善機構，但由于腐敗普遍存在，平民很難從中受益。遷都杭州以后，政府設立了一個大型的施藥局，共有70個分支機構，遍布全城，辦事人員和藥劑師都是國家雇員。這些機構每年都要接受緡錢數(shù)十萬的補助，先由戶部墊支，再由皇帝的私人財庫如數(shù)撥還給戶部。這些藥本該以原價的三分之一出售給城內居民，卻被施藥局的官員和雇員盜用，以次充好。此外，還有為老年人或赤貧者設立的醫(yī)院、孤兒院，供窮人使用的免費公墓，以及殘疾人的看護所。
三、商業(yè)的發(fā)展與社會組織
12世紀以前，中國人還沒展現(xiàn)出商業(yè)上的天賦，商業(yè)和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也有沖突之處；但自12世紀以后，商業(yè)開始蓬勃發(fā)展，這和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有很大關系。一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壓力下，經濟重心南移，而較之北方，南方的經商條件得天獨厚：讀書筆記既有運河網，又有海岸線，海上貿易十分方便。二是，航海技術發(fā)展，人們能夠建造出適用于遠洋航行的船只，羅盤、星象圖和航海圖也開始廣泛使用。三是，紙幣的推廣大大推動了商業(yè)的發(fā)展。
在當時，國家控制了最主要的消費品，包括食鹽、燒酒、茶業(yè)、香料等等，個人不得經營此類商品。由于這些消費品涉及到了所有其他的商業(yè)活動，經濟總體發(fā)展便受到了國家的調控。這妨礙了私營經濟的發(fā)展，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商人從中獲利：他們得到了政府授予的專賣權。此外，作者認為，由于國家對貨幣總量和物價有所控制，經濟的發(fā)展得以保持總體穩(wěn)定的狀態(tài)。
盡管商人在社會生活中占據(jù)了重要地位，但杭州城內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商人階級”，商人內部的等級劃分，并不比整個社會等級分層少。處于金字塔頂端的富商通常獲得政府授權，販賣國家專賣品或向邊地供應軍需用品，這些商人有權有勢，往往和政治精英結盟。還有一些暴富者依靠長江沿岸的貿易和海上貿易大發(fā)橫財。
此外，對于上流社會的富家子弟而言，一旦科場失意，而家族的權勢又不足以謀到官職，家長就會毫不猶豫地為他盤一份生意來做，這些人在杭州城被稱為“官人”。富有的商人們擁有一切，但傳統(tǒng)的等級秩序仍然否認他們的地位，所以他們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夠真正躋身上流社會，“資產化的士紳”是普遍現(xiàn)象。這些商人和貧困區(qū)的小商販之間有天壤之別。
行會是當時重要的社會組織，維護著商業(yè)秩序。這類團行數(shù)不勝數(shù)，例如米業(yè)、刀剪業(yè)、古董業(yè)、蟹行、青果行、糖蜜行、姜行等等，從大商人、中間商到店主和腳夫均囊括其中。一般而言，同行業(yè)的商人和工匠在城里的特定區(qū)域經營，即便并不聚集在一處，同行業(yè)的經營者們也會組成聯(lián)合體。每個行會由一個頭領主管，對行會成員有普遍的約束力，誰有需求或誰尚未成家都可以得到他的幫助，但他也要求每一位成員必須誠實可靠。行會也是調節(jié)政府和商人及工匠關系的手段。一旦官府有任何需求，無論是征用貨物還是工匠，均會向行會頭領提出，通過這種方法，政府居中保持了適度的價格和工薪。
勞動力市場亦由行會組織。無論是雇主還是被雇者均依賴于行會，沒有行會作為媒介，很難談成生意，當然也有可能是行會不允許任何單獨的交易。杭州城內的商人和上流社會的成員必須通過行會頭領才能雇到合適的仆從和經營生意的管理人才。
如前所述，大量人口進入城市，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便宜，以至于出現(xiàn)了高度專業(yè)化的分工。杭州城里并沒有大型工廠或者作坊，平民或自己經營一份小生意，或出售體力打工糊口，或在店鋪里做雇員；而在大戶人家或暴發(fā)商人家里做仆從則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生計有保障，男仆也有把握在家中女傭中討到老婆。這些仆從均從事專門的工作，就后廚管理而言，官府貴家設有“四司六局”，四司指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六局指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專門負責日常的伙食和辦理酒宴。
不過，謝和耐認為，13世紀南宋大都市的繁榮，背后仍然是是經濟的病態(tài)。城市人口過剩導致了商業(yè)活動過度增長，也導致額奢侈品貿易畸形發(fā)展，而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費品的生產。此外，出口貿易并未給彼時的中國帶來財富。盡管絲綢與瓷器的出口貿易有所增長，但貴重金屬和銅錢流向國外，證明了貿易上的逆差，中國人正在寅吃卯糧，而且中國社會中一部分人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正是這種財政虧空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在文中也提到，相比于當時的財富和技術水平，南宋社會的專業(yè)化分工“發(fā)達地過分”。遺憾的是，由于史料和語言的局限，作者未能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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