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
幾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個來自上海的電話。一個沙啞的嗓音帶著激動時的震顫在話筒里響著：“
我剛讀了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叫我感動了好幾天。”
我問道：“
您是哪一位？”
他說：“
我是草嬰。”
我頗為驚愕：“
是大翻譯
話筒里說：“
是草嬰。”
我情不自禁地說：“
我才感動您一兩天，可我被您感動了幾十。”
我自詡為草嬰先生的最忠實的讀者。從《頓河的故事》、《一個人的遭遇》到《復活》，我讀過不止兩三遍，甚至能背誦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對翻譯家的崇拜是異樣的，你無法分出他們與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爾扎克，汝龍和契訶夫，李丹和雨果，草嬰和托爾斯泰，還有肖洛霍夫。他們好像是一個人。你會深信不疑他們的譯筆就是原文，這些譯本就是那些異國的大師用中文寫的！記得二十世紀七十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寫長篇小說時，剛剛開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訶夫的小說選，但不知出于何故，沒有去找專門翻譯契訶夫的翻譯家汝龍，而是想另請他人重譯。為了確保譯本質量，便從契訶夫的小說中選了《套中人》和《一個小公務員之死》兩個短篇，分別交給幾位俄文翻譯高手重譯。誰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龍那么傳神，雖然譯得像照片那樣準確無誤，但契訶夫本人好像從這些譯文里跑走了。文學翻譯就是這樣——
如果請汝龍來翻譯肖洛霍夫或托爾斯泰，肯定很難達到草嬰筆下的豪邁與深邃。甚至無法在稿紙上鋪展出托爾斯泰像江河那樣彎彎曲曲又流暢的長句子。然而契訶夫的精短、靈透與傷感，汝龍憑著標點就可以表達出來。究竟是什么可以使翻譯家與原作者這樣靈魂相通？是一種天性的契合嗎？他們在外貌上也會有某些相似嗎？這使我特別想見一見草嬰先生。
幾個月后去南通考察藍印花布，途經上海。李小林說要宴請我。我說煩你請草嬰先生來一起坐坐吧。誰想見面一怔：草嬰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已八旬的他雖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卻是那種典型的骨骼纖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時，感覺他的手很細小。他靜靜地坐在那里，舉止動作很小，說話的口氣十分隨和，無論如何與托爾斯泰的濃重與恢宏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聯系不到一起。
上世紀八十代初，“
文革”
后文藝的復蘇時期，出版社曾有意請草嬰先生出山，負責一個部門，主持翻譯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堅持做純粹的翻譯家，立志翻譯托爾斯泰全部的作品。
“
我們確實需要一套經典的托爾斯泰全集。”
我說。
他接下來講出的理由是我沒想到的。他說：“
在十動亂的煎熬中，我深刻認識到缺乏人道主義的社會會變得多么可怕。沒有經過人文主義時期的中國非常需要人道主義的啟蒙和滋育。托爾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義！”
是啊，巴金不是稱托爾斯泰是“
十九世紀世界的良心”
嗎？
他選擇做翻譯的出發(fā)點基于國人的需要。當然是一個有見地的知識分子眼中的國人的需要。
原來翻譯家的工作不是“
搬運”
別人的作品，不僅僅是謀生手段或技術性很強的職業(yè)。它可以成為一種影響社會、開啟靈魂、建設心靈的事業(yè)。近百來，翻譯家們不常常是中國思想史的主角嗎？
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發(fā)現新的值得敬重的東西，是一種收獲，也是滿足。我感到，我眼前這個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舉起一個時代不能承受之重。
（《 光明日報》
09
月01
日）
14
．“
對翻譯家的崇拜是異樣的”
，作者緣何崇拜翻譯家？這種崇拜又為什么是“
異樣的”
？（4
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標題“
草嬰先生瘦小的重”
有何表達效果？文章從哪幾個方面中表現了草嬰先生之“
重”
？（6
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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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
分） D
（沒有因果關系）、 E
（沒有“
抑”
，“
希望用‘
人道主義’
來振興國家”
屬于曲解）
14
．（4
分）
譯本與原著的藝術風格幾乎一致，譯本的人物形象神形兼?zhèn)洌g家深厚的文學功底，這些都使作者產生崇拜之情。（
2
分）但翻譯家只是翻譯，不是創(chuàng)作。在崇拜翻譯家的同時，被翻譯者總是如影隨形，因此讓作者感到
“
異樣
”
。（
2
分）
15
．（6
分）
（1
）對比（反差）強烈（1
分）；設置懸念（吸引讀者）（1
分）
（2
）①
平易、謙遜的人格；②
不慕官職，堅守純粹的翻譯；③
精準、深刻、神契，大師級的翻譯水平；④
認識到翻譯的社會價值，表現了憂國擔當之重。（答對一點得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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