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雨大，水浸街”，一首因廣州亞運會而為人熟知的童謠，唱出了每逢夏秋兩季許多城市難以擺脫的夢魘。
“夢境”今年依舊。入夏以來，暴雨頻頻造訪中國各地，所到之處，汪洋一片。武漢、杭州、南昌、北京、長沙、成都等城市紛紛內澇。各種調侃隨之而生：到武大“游泳”，到西湖“看海”，到南昌街頭“垂釣”，到北京地鐵“觀瀑布”……
也有很多城市經受住了考驗，比如江西贛州。幾次暴雨，雨量最大時降水近百毫米，贛州老城區(qū)卻未現明顯內澇，民眾生活大體如常，井然有序。是什么護佑著這座已有2000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贛州人多半會自豪地說：因為我們有福壽溝。
福壽溝，一套近千年前古人創(chuàng)設的地下排水系統(tǒng)，一個至今還在發(fā)揮作用的“活文物”。與其配合，贛州古城的整個設計都隱含著防洪排澇的遠見與巧思。走進贛州城，探秘福壽溝，我們看到的是古人對于城市水系健康運轉、保持“長壽”的良苦用心，是祖先留下的一筆無形財富。
一條溝
贛州地處亞熱帶,降水強度大,據歷史記載,最大日降雨量出現在1961年5月16日,達200.8毫米。如城內無完善的排水排洪系統(tǒng),必致暴雨后內澇之災。
修建下水道在贛州歷史悠久,但形成比較完善的排水系統(tǒng)——福壽溝,約在宋代中葉。據同治時期縣志記載:“福壽二溝,昔人穿以疏城內之水,不知創(chuàng)自何代,或云郡守劉彝所作”。劉彝于北宋熙寧年間出任贛州知軍,他根據城市規(guī)模、街道布局、地形特點,建成了福溝和壽溝,“壽溝受城北之水,東南之水則由福溝而出”,“縱橫紆曲,條貫井然”,分別將水收集排放到貢江和章江。因為兩溝走向形似古篆體“福壽”二字，故而得名。
福壽溝歷史上也曾荒廢過。清同治八年,采取民辦公助的辦法進行修復,共有6個出水口。1953年,贛州修下水道,修復了厚德路的原福壽溝,長767.6米。舊城區(qū)現有9個排水口,其中福壽溝水窗6個仍在使用。至今,總長約12.6千米的福壽溝仍是舊城區(qū)的主要排水干道。依靠福壽溝，贛州舊城區(qū)幾乎每年都“雨而不澇”，這在全國眾多古城中是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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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溝的可貴不僅在于實用，更在于其體現了古人的高妙思維。
首先，巧借外力，因勢利導。福壽溝的一大特點,就是利用天然地形的高低之差,采用自然流向的辦法,使城市的雨、污水排入江中和濠塘內,免去了今人使用抽水機的麻煩。第二大特點是它的12個水窗(即排水口)。水窗的閘門借水力自動啟閉,十分巧妙。原閘門均為木閘門,門軸裝在上游方向。當江水低于下水道水位時,借下水道水力沖開閘門;江水高于下水道水位時,借江中水力關閉閘門,以防江水倒灌。
其次，著眼全局，效益最大化。福壽溝與城內三大池塘、幾十口小塘連為一體,有調蓄、養(yǎng)魚、溉圃和污水處理利用的綜合效益,形成了一條生態(tài)環(huán)保循環(huán)鏈。
一座城
福壽溝能發(fā)揮作用,離不開一個基礎:贛州城保留了古城墻和古城水系。
民間傳說認為,贛州是座龜形“浮城”,不管江水怎樣漲,贛州城都能跟著浮起來�，F存的贛州古城,的確是由唐末五代時風水學家楊筠松選址建造的“上水龜城”,城形如龜,可以減小洪水對城墻的沖擊力。
此外,建城時摒棄了當時流行的土城,改用磚石修砌城墻,并冶鐵固基。道光時期府志記載:“州守孔宗翰因貢水直趨東北隅,城屢沖決,?石當其嚙,冶鐵錮基,上峙八境臺。”可知其法為:用石?砌基址,再用熔化的鐵水澆在石縫間,使之凝固后,成為堅固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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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州古城的整體規(guī)劃,處處貫穿著古人防患未然、規(guī)避洪澇的巧妙心思。離開這樣的整體布局，福壽溝的作用再大，恐怕也難以維系今天的局面。
筑造符合力學原理的“浮城”、用鐵水澆筑磚石城墻，這在古城防洪史上是個創(chuàng)舉。贛州人還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識，歷代以來不斷加高加固城墻,戒備洪水。明朝初年,城墻只有二丈四尺高,到明末增至三丈三尺。
除了贛州，我國尚有壽州、文安、潮州、荊州、臺州等十多座古城至今仍起防洪作用，其建筑思路對今人很有啟發(fā)。
問診：“城市水系”的前世今生
古城經驗
中國古城防止內澇最重要的經驗,是建設一個完善的城市水系。它由環(huán)城壕池和城內外河渠湖池組成,具有多種功用,被譽為“城市血脈”。
城市水系大致有10大功用:供水;交通運輸;溉田灌圃和水產養(yǎng)殖;軍事防御;排水排洪;調蓄洪水;防火;躲避風浪;造園綠化和水上娛樂;改善城市環(huán)境。
在這十大功用中,排水排洪和調蓄洪水對防澇至關重要。以紫禁城為例,明清時期紫禁城的筒子河和內金水河共長6千米,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長達8.3千米的河道,堪與水城蘇州相媲美。筒子河蓄水容量為118.56萬立方米,即使城內出現極端大暴雨,日雨量達225毫米,城外有洪水困城,筒子河無法排水出城外,紫禁城內雨水全部流入筒子河,也只會使其水位升高0.97米。因此,自明永樂十八年紫禁城竣工至今近600年,城內無一次雨澇致災的記錄。
但水系不是建成就能一勞永逸的,必須重視城市水系的管理與維護,才能發(fā)揮它應有的作用。
縱覽歷代京都對城內排水設施的管理情況,以宋東京城、元大都城較好,而唐長安城欠佳。明清時期,北京的水系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制度健全,賞罰分明。紫禁城每年開春淘浚溝渠,明代已形成制度,清代沿用,使城內排水系統(tǒng)暢通,有效地發(fā)揮了排水排洪作用。
其他名城,如廣州、紹興、蘇州、濟南、杭州、溫州、福州、松江、嘉定等,歷史上排水系統(tǒng)管理均較好。蘇州在明清兩代共疏浚市內河道11次。蘇州自宋嘉定十六年至清順治十五年400多年無水潦之災,與河道管理得好是大有關系的。
今日憂患
令人尷尬的是,進入現代化時期,“水潦極少”的古城們體積不斷擴容,應對內澇的能力卻有所下降。
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即輕視管理。依舊以北京為例。據北京建筑工程學院環(huán)境與能源工程學院教授李海燕調查,“北京市近80%的雨水排水管道內有沉積物,50%的雨水排水管道內沉積物厚度占管道直徑的10%~50%,個別管道內沉積物厚度占管道直徑的65%以上。”目前實行的《北京市城市市政排水設施管理暫行辦法》發(fā)布于1986年初,距今已有25年,已經嚴重落后于北京市快速發(fā)展的城市建設。這種設計技術的落后和管理的落后是城市內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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