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里的自殺現象，尤其是在強大競爭壓力下攻讀高級學位的學生中，未免司空見慣。但是1月中旬印度海得拉巴大學一名博士生維穆拉（Rohith Vemula）的自殺，卻引起1月28日《紐約時報》以編輯部名義，發(fā)表專題社論《印度校園里的自殺》，說明此事非同尋常。

死者維穆拉屬于印度的最低種姓Dalit，也即“賤民”。他參加了校園的低種姓學生組織，積極“維權”，被人民黨屬下的高種姓學生組織上告到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人力資源部長伊蘭尼（Smriti Zubin Irani）直接干預下，維穆拉等數名“尋釁滋事”的低種姓學生被停止學籍。通過艱苦奮斗好不容易成為博士生的維穆拉，對個人前途絕望，憤而自殺。

維穆拉自殺案因此不僅反映了印度社會依然十分尖銳的種姓矛盾沖突，還披露了莫迪人民黨政府推行印度教至上主義，直接參與壓迫低種姓群體。源自印度教教義的種姓制度，造成社會分裂和世襲不平等，大量低種姓人口今天仍然處于社會底層，印度教至上主義者卻認為印度教至善至美。

印度產生了許多世界一流科學家，電腦工程人才更是聞名全球，在美國高科技領域比比皆是，就連微軟公司當今首席執(zhí)行官也是印度移民。這不免造成印度教育發(fā)達的錯覺。但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卻不客氣地指出：在低等種姓為主的印度貧窮人口中，教育極端落后，印度婦女的文盲率是三分之一，男性文盲率也接近20%。讀完小學四年級的小孩中，居然半數以上算不出20÷5＝4！

在千多年來的社會偏見和歧視之下，教育領域是處于社會逆境和弱勢的印度低種姓群體僅有的社會上升通道之一，但也因此成為近年來族群矛盾和競爭的熱點。博士生維穆拉自殺，不僅反映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競爭的慘烈，更披露政黨政治的介入。

湊巧的是權威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今年第一期剛刊登一項遺傳學研究，證明印度種姓制度源遠流長，對印度今天的人口構成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在遺傳學界之外，也引起社會學和歷史學專家的很大反響。

這項研究基于對人類遺傳基因單倍型（haplotype）分布的調查分析，結果發(fā)現印度大陸人口來自四個主要祖源，在早期曾經有過通婚交流。但是在種姓制度制約下，這四大族群尤其是高級種姓在歷史時期停止混雜，從此相當嚴格地各自獨立傳宗接代。研究者還計算出：這四個遺傳群體分道揚鑣，大致發(fā)生在距今70代人之前。這就把嚴格的“種姓隔離”的起點，定于印度笈多王朝（大約從公元240年到550年）期間。

這一結論沖擊若干傳統(tǒng)歷史觀點，特別是佛教傳統(tǒng)認為笈多王朝，尤其是第三代月護王二世（又稱超日王；注意這里月護Chandragupta，與更早孔雀王朝開國君主兼佛教明君阿育王之祖雖然同名，卻非一人）在位時，是大乘佛教的一個高峰發(fā)展期。月護王二世正值中國高僧法顯西游印度求法之際，法顯因此留下了珍貴親歷記載《佛國記》。

不僅笈多時代的佛像代表了佛教雕刻的精品，唐僧玄奘后來留學多年的大乘佛教中心那爛陀寺，也建立于笈多王朝。王朝后期的覺護王（佛陀笈多）之名，也帶有相當的佛教氣息。然而最新的遺傳學研究，卻說明違背佛教“眾生平等”原則、代表印度教原教旨的嚴格禁絕種姓間通婚的做法，也正是起源于笈多王朝。

歷史疑難不計，這項科學研究清楚表明：同時混雜居住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各個種姓群體，在印度教教義限定下，居然可以“老死不相通婚”達70代人之久。打個粗淺比方，這相當于從南北朝開始，歷經過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直到今天，中國的士、農、工、商四大職業(yè)及其家庭成員，世世代代嚴格不相通婚，成為彼此沒有血緣關系的獨立社會群體。

如此頑固延續(xù)的歷史傳統(tǒng)，加上現代社會經濟利益的競爭，再夾入政黨政治和宗教信念，說明種姓制度這個深刻社會弊病，會是印度“大國夢”的長期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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