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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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鳥之眼：高瞻遠矚卻浮光掠影飛鳥高翔天空，一目千里，所以在自然界中，視野最為開闊的莫過于它們。它們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沒有限定。但是由于視角多是俯瞰、雖然開闊，卻并不集中，而且因為它們高懸在空中，所有的事物在它們眼中都是渺小而不甚清晰的。
記得剛剛開始學習教育理論的時候，我所接觸的基本上都是這個類型的理論，比如：“教育與經濟誰先行”“教學中的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等等作為一個還沒有入門的研究者，我曾經一度認為這樣的問題體現(xiàn)了思想的深度，這種宏大的哲學命題確實需要我們仔細思考。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發(fā)現(xiàn)其實這些問題是沒有確切答案的，即使有答案也是強加于人的，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見解，當我在面對具體的教育問題時還是束手無策。教育專業(yè)人士卻在教育的門外打轉，隔著厚厚的圍墻，在研究一些不著邊際的宏觀命題。我一直在追尋：
我到底應該研究些什么，我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應該放在哪里。一位年近花甲良師益友，致力于教育研究和教學30余年，她不無感慨地說：“兢兢業(yè)業(yè)寫了那么多的東西，現(xiàn)在看來又有多少是有價值的呢？這種純理論的研究最后只會讓人走向困惑和虛無，如同一個人在與空氣跳舞�！蔽蚁嘈藕芏鄰氖吕碚撗芯康娜嘶蚨嗷蛏俣荚浻羞^這樣的困惑。以往我們的教育研究過多地從“飛鳥之眼”來觀察教育實踐，雖然能夠“高瞻遠矚”，但是由于飛得太高，根本難以顧及到實踐，其結果是一方面教育研究者批評實踐現(xiàn)場的封閉落后，而教育實踐者也因理論并不能體現(xiàn)和指導自己的工作而對理論喪失信心。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越拉越大，就算在今天這樣的傾向性也非常明顯。
教育研究常常以其所建構或創(chuàng)造的理論為起點，采用舍恩所謂的“理論應用于實踐”
（theoryintopractice）的模式，而后再對實踐進行評價，然后修改理論，再應用，再評價。
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實踐者和實踐領域，研究者往往會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對其進行預見和猜測�？颂m蒂寧和康奈利不無諷刺地說：“在做研究報告時，我們（研究者）皺眉則想象教師也在皺眉，我們微笑就想象教師也在微笑”。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理論者醉心于自己的假設和論證，對實踐越來越缺乏關心和關照，理論和實踐，理論者和實踐者之間日益分化，而且漸行漸遠。教師用自己的方法進行著日復一日的教學，理論和實踐者各有一套話語體系和行為方式，兩者之間如同兩條平行線無限延伸卻永不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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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之眼：視角下移卻蜻蜓點水蜻蜓也善于飛翔，但與飛鳥不同的是，蜻蜓飛翔的高度要低得多，而且他們常常還會停下來歇息，因此與飛鳥相比
蜻蜓更加容易親近，也更接地氣。
從研究的角度上來看，“蜻蜓之眼式”的研究所聚焦的不是宏觀的層面，而是在思考和反應一些中觀層次的問題，比如某個區(qū)域的某種特定的教育問題，或者教育管理方面的課題等等。一般來說這樣的研究可以對區(qū)域的教育管理和決策提供專業(yè)支持，這種研究的目的不是理論建構，而是解決教育管理和決策的具體問題。
以“蜻蜓之眼”來看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會存在一定的誤區(qū):
即蜻蜓點水、淺嘗輒止
這種研究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問卷調研和訪談，有的研究者只需要制定某一個問題的問卷，然后在一定范圍內發(fā)放，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很多研究者并不需要親自到學校去發(fā)放，而是采用網絡調研的方式，他們與被調查者并沒有真正見過面，也沒有去過他們所工作的環(huán)境，也不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而是根據(jù)多數(shù)人對問卷的作答情況進行數(shù)量化的分析，每一所學校、每一位老師都不過是這個調研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小數(shù)字而已。而且調研最后的結果和結論往往是不公布的，所以對很多被調研對象來說，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去填寫一些莫名其妙的問卷，然后又沒有了下文，所以對待這種不知前因后果的調研，老師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應付
我自己也常常成為被調研對象，我的辦法就是與自己相關度較高的就認真琢磨琢磨，否則就隨意點一下。正是因為與調研對象缺乏深入的溝通，所以這類調查的結果往往是低效甚至無
效的。另一些研究者相對比較嚴謹，他們會選擇一些學校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到學校去訪談一下校長或者某些教師，作為數(shù)量化研究之外的補充材料。雖然這比問卷調研有所深入，但由于訪談對象所限，研究者對學校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不清晰的。
可以說一兩所學校的一兩位受訪者的主觀感受，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情況，學校和教師的獨特性往往被忽略。如果學校層面的校長和老師有機會讀到類似的報告的話，他們可能會對研究結論提出質疑，因為這樣的結論與他們學校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有些教育研究者或教育管理者也希望能夠了解學校的情況，但是他們不愿意去與老師和學生深入交流，而只是與學校的管理者了解情況，看一看學校的工作計劃、總結，翻一翻學校準備好的各種臺賬資料，然后就在心里或在評價表上給出相應的分數(shù)，教育問題的研究和評價已經簡化成對臺賬的翻閱。
老師工作得是否愉快他們在工作中是否遇到了問題學生們是否能夠快樂地學習他們的成長是否得到了全面的關注等等
蜻蜓點水的研究是無法給出準確的答案的。正是因為如此，這樣的研究也得難以廣大師生的支持和認真參與，也就無法對學校生活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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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之眼：所見有限卻精確細致與飛鳥和蜻蜓相比，螞蟻顯得微不足道，它們個頭不大，四肢短小，每天成群結隊地在地表或地下爬行、忙碌。但是螞蟻雖小，卻有著自己特有的優(yōu)勢�？此谱畈黄鹧鄣乃鼈�，卻是最為親近泥土，親近自然的，它們每天都在用身體丈量著土地，用觸角嗅著泥土的味道，它們知道哪里有喜歡的食物，知道地下多深處有水源。它們對大地的熟知程度遠遠高于飛鳥和蜻蜓，它們在用自己的行動改變著土地的樣貌和性質，它們的家就在這里，它們才是這片土地真正的主宰。
螞蟻的視野隨不甚寬廣，但是它們卻精心地改變著腳下的土地，它們的視角對研究者來說應該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難能可貴的。研究者自己成為一名教師，站在他們的立場去親身體驗：
深入學校和課堂與教師共同生活了解他們的苦樂了解孩子們真正的學習情況
了解學校和家長各自的苦衷
教師專業(yè)場景中的生活細節(jié)都可以成為研究的對象，而這樣的研究因為更接地氣、更接近教師真正的生活，所以會得到學校和教師的廣泛的接受和支持。實際上，教育研究應該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學，甚至都不同于一般的社會科學，它應該是深植于教育實踐的土壤之中的，應該為教師的智慧的判斷和決策、為學生的快樂的學習和成長而不斷探索的。
教育的理論應該是“實踐中的理論”（theoryinpractice）,教育理論不會因其具體性、不確切和生成性而顯得不成熟，相反當教育理論做到了這一點，真正在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上找到了合適的契合點，那才代表的教育理論的成熟，代表著教育理論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特征，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再上升為理論，這樣的螺旋上升過程才是教育研究本該選擇的發(fā)展線路，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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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視角：用另一只眼睛看教育在筆者看來，無論是“飛鳥之眼”還是“蜻蜓之眼”抑或是“螞蟻之眼”都是必要的視角，關鍵是如何讓這三種眼睛都成為“慧眼”。每個人會因為自己的身份、立場和背景的不同會選擇不同的觀察視角，但是每個人在選擇自己視角的同時，應該更加敏感地意識到或許可以用其他方式來思考和解決問題。
在轉換視角這個方面，佐藤教授學無疑是一個典范。佐藤學教授在東京大學獲得教育學學士學位后，曾經在三重大學從事教學工作。后來，他再次回到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從他的博士論文《美國課程改造史研究——單元學習的創(chuàng)造》（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可以看出，最初佐藤學教授也是傾向于理論研究，專注于美國的課程史的鉆研。
但是他沒有像一般人那樣選擇躲在書齋里鉆研故紙堆，而是走出了象牙塔，到中小學中去、到課堂中去，對此，他也經歷了復雜的心路歷程。
眾所周知，日本一向重視教育，1900年日本就完成了義務教育的普及，在OECD的PISA測試中，日本也始終站在第一梯隊的前沿。
但是到了20世紀70、80年代，日本的學校教育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學�；氖彙W生逃學、班級崩潰的現(xiàn)象屢屢見諸報端，社會把矛頭直指學校和教師，學校教育風雨飄搖。他在研究美國課程改造史的過程中，對杜威非常欽佩，特別是杜威創(chuàng)辦芝加哥實驗學校，以非凡地勇氣去改造教育現(xiàn)實。時至今日，他對杜威的仰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激發(fā)了他的斗志，他決定走出書齋，走向實踐。佐藤學教授之所以選擇引領中小學教師的教學，因為他認為：
基礎教育是塑造人的關鍵階段，給基礎教育以正向的指導，就會影響一批人甚至一代人因此，他不知疲倦的奔波于各地中小學、幼兒園，走進每一位老師的課堂，關注每一個兒童的學習過程，在中小學，他的身份不再是一位東京大學的知名學者，而是做一位：認真的傾聽者
傾聽老師的心聲傾聽兒童的話語傾聽著課堂上每一個微妙的聲響
他沉浸其中，以一種“螞蟻”對待泥土一樣的專注精神去感受、去聆聽。他與老師在交流的時候，都是以課堂上的兒童所展現(xiàn)出現(xiàn)的學習狀態(tài)為中心的，他與老師們分享著他所看到的學生們的故事，討論著故事背后所蘊含的教育內涵，在他看來幾乎所有的課堂都是精彩的。因為每一個課堂中都有幾十個兒童在演繹著精彩的關于學習的故事
他就是通過對課堂細致而微地觀察、分析贏得了老師們的心，老師們覺得他就是自己的知音，他懂自己、懂自己的課堂、懂這個課堂上的孩子們。他用“螞蟻之眼”所觀察到的世界，甚至比真正從事教學的老師還細致、還深入。
但是，佐藤學教授從來不只是用一種視角來看待教育的，他同樣學識淵博，高瞻遠矚。走進他的辦公室，我們所見之處幾乎都是書，而且常常能看到他的桌子上同時翻開幾本書。
也正是由于大量的閱讀，積淀他深厚的學理基礎。可以說，他扎根土壤，思想卻在自由高飛。同時，他對教育理論的研究因為深入課堂而越發(fā)深刻、細膩，并逐漸成為日本教育研究的領軍人物，更是曾經擔任過日本教育學會的會長。同時他還經常應邀到美國、法國、意大利、墨西哥等國家進行講學，在學術研究領域的聲望和影響力可見一斑。但是他并不醉心于做飛鳥，而是時刻保持著“螞蟻”一樣的草根性，即便是到其他國家去，他也不會忘記深入課堂，與其他國家的校長和老師進行交流，從異國同仁那里獲取經驗和靈感。
他在中國頗有影響的著作《教師的挑戰(zhàn)》（被《中國教育報》評為2012年影響中國教師的100本書TOP10）中對這些國家的課堂教學改革進行了細致而深入的闡釋。在佐藤學教授的課上，他經常如數(shù)家珍地對許多國家的教育研究和實踐的現(xiàn)狀進行分析，讓人不禁驚嘆于其研究見識的廣博和大氣。這對我們中國的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和一線的老師都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一個人的身份可能是固定的，但卻不應該因此而固化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們看來，無論是“飛鳥之眼”還是“蜻蜓之眼”抑或是“螞蟻之眼”，這都是我們必要的視角，對待教育我們需要時刻提醒自己去轉換視角。做理論研究的人更多地進入學校、課堂，與學校中的老師們、學生們共同呼吸、共同感受，
聆聽教育最主要的主體們所發(fā)出的聲音，如果說他們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失聲”的，那并不說明他們的聲音微弱，而是我們自己在堵著耳朵。課堂中的精彩背后有著難以言說的深刻，一個雨滴所折射的是太陽耀眼的光輝。而對于一線的教師來說，也同樣可以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自己所身處的學校和班級，以一種開放的、接納的、不斷超越自我的心態(tài)去學習、去思考、去研究，在看似平凡的教學生活中發(fā)現(xiàn)美、發(fā)現(xiàn)故事、發(fā)現(xiàn)新的路徑。
教育就是一個不斷與新時代的人們展開交流活動的領域，所以與教育相關的所有人都應該具備與這些新時代的人們展開對話的能力。要展開對話，最首要的是換位、換角度思考，只有這樣才能讓每一種視角都成為慧眼，具備最強的洞察力，那么這個領域的很多問題就可以有解，甚至可能是多解。
作者：陳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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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鳥之眼：高瞻遠矚卻浮光掠影飛鳥高翔天空，一目千里，所以在自然界中，視野最為開闊的莫過于它們。它們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沒有限定。但是由于視角多是俯瞰、雖然開闊，卻并不集中，而且因為它們高懸在空中，所有的事物在它們眼中都是渺小而不甚清晰的。
記得剛剛開始學習教育理論的時候，我所接觸的基本上都是這個類型的理論，比如：“教育與經濟誰先行”“教學中的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等等作為一個還沒有入門的研究者，我曾經一度認為這樣的問題體現(xiàn)了思想的深度，這種宏大的哲學命題確實需要我們仔細思考。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發(fā)現(xiàn)其實這些問題是沒有確切答案的，即使有答案也是強加于人的，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見解，當我在面對具體的教育問題時還是束手無策。教育專業(yè)人士卻在教育的門外打轉，隔著厚厚的圍墻，在研究一些不著邊際的宏觀命題。我一直在追尋：
我到底應該研究些什么，我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應該放在哪里。一位年近花甲良師益友，致力于教育研究和教學30余年，她不無感慨地說：“兢兢業(yè)業(yè)寫了那么多的東西，現(xiàn)在看來又有多少是有價值的呢？這種純理論的研究最后只會讓人走向困惑和虛無，如同一個人在與空氣跳舞�！蔽蚁嘈藕芏鄰氖吕碚撗芯康娜嘶蚨嗷蛏俣荚浻羞^這樣的困惑。以往我們的教育研究過多地從“飛鳥之眼”來觀察教育實踐，雖然能夠“高瞻遠矚”，但是由于飛得太高，根本難以顧及到實踐，其結果是一方面教育研究者批評實踐現(xiàn)場的封閉落后，而教育實踐者也因理論并不能體現(xiàn)和指導自己的工作而對理論喪失信心。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越拉越大，就算在今天這樣的傾向性也非常明顯。
教育研究常常以其所建構或創(chuàng)造的理論為起點，采用舍恩所謂的“理論應用于實踐”
（theoryintopractice）的模式，而后再對實踐進行評價，然后修改理論，再應用，再評價。
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實踐者和實踐領域，研究者往往會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對其進行預見和猜測�？颂m蒂寧和康奈利不無諷刺地說：“在做研究報告時，我們（研究者）皺眉則想象教師也在皺眉，我們微笑就想象教師也在微笑”。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理論者醉心于自己的假設和論證，對實踐越來越缺乏關心和關照，理論和實踐，理論者和實踐者之間日益分化，而且漸行漸遠。教師用自己的方法進行著日復一日的教學，理論和實踐者各有一套話語體系和行為方式，兩者之間如同兩條平行線無限延伸卻永不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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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之眼：視角下移卻蜻蜓點水蜻蜓也善于飛翔，但與飛鳥不同的是，蜻蜓飛翔的高度要低得多，而且他們常常還會停下來歇息，因此與飛鳥相比
蜻蜓更加容易親近，也更接地氣。
從研究的角度上來看，“蜻蜓之眼式”的研究所聚焦的不是宏觀的層面，而是在思考和反應一些中觀層次的問題，比如某個區(qū)域的某種特定的教育問題，或者教育管理方面的課題等等。一般來說這樣的研究可以對區(qū)域的教育管理和決策提供專業(yè)支持，這種研究的目的不是理論建構，而是解決教育管理和決策的具體問題。
以“蜻蜓之眼”來看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會存在一定的誤區(qū):
即蜻蜓點水、淺嘗輒止
這種研究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問卷調研和訪談，有的研究者只需要制定某一個問題的問卷，然后在一定范圍內發(fā)放，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很多研究者并不需要親自到學校去發(fā)放，而是采用網絡調研的方式，他們與被調查者并沒有真正見過面，也沒有去過他們所工作的環(huán)境，也不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而是根據(jù)多數(shù)人對問卷的作答情況進行數(shù)量化的分析，每一所學校、每一位老師都不過是這個調研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小數(shù)字而已。而且調研最后的結果和結論往往是不公布的，所以對很多被調研對象來說，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去填寫一些莫名其妙的問卷，然后又沒有了下文，所以對待這種不知前因后果的調研，老師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應付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m.portlandfoamroofing.com/gaozhong/77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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